一场乌俄战争，打得乌克兰生灵涂炭，世界经济低迷，股市跳水，美俄怒目相对，欧洲胆颤心惊，中国左右支吾。战场内外互联网域中，讨伐的，欢呼的，呼救的，起哄的，风起云涌。 人之祸，谁之过？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国之大事”简单讲就是国家经济、政治等利益，也包括国家领导人、决策者们意念中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当然与正义、人道情怀、国家政治制度等议题有关，不过这里无意涉及，关注这些议题的看官请绕行。
先说一个历史故事。
公元前三世纪末，古罗马和北非霸权国家迦太基发生了一场大战。迦太基战将汉尼拔率数万大军穿越阿尔卑斯山进军意大利，数次会战大败罗马军团，随后纵横驰骋，蹂躏意大利十六年，就差没攻下罗马城。罗马人苦不堪言，避战意大利，转战迦太基本土，迫使汉尼拔回军北非，一场决战之后，汉尼拔兵败，迦太基称臣罗马，罗马则一跃成为强国，走上称霸之路。这场近二十年的战争史称第二次布匿战争。
战后被剥夺战争权的迦太基放弃军事扩张，靠农业、商贸致富，勉力向罗马支付战争赔款，半个世纪之后，居然再度繁荣起来。此时的罗马已是地中海霸主，迦太基不过是它诸多属国中的一个。经济复苏的迦太基既无战争野心也无军事能力，但还是勾起了罗马人的隐忧，他们无法忘记半个世纪前几乎亡国的惨剧。以亲历过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资深政治家老加图为代表，主战派元老们力主彻底排除隐患，灭了迦太基。老加图在元老院的每次发言，必以“迦太基必须毁灭”结尾，口号不断的重复，终于变成罗马的国策。
公元前150年，罗马以迦太基与邻国努米迪亚争端为由向迦太基宣战。完全没有战争准备的迦太基青壮战死，妇孺为奴，城市被夷为平地，经营了七百年的文明古国从地球上消失了。
罗马则继续内外征战，一统天下，成为当时已知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
敏感的看官或许看出故事的暗示——今日美俄关系。
其实迦太基与今日俄罗斯不可比。迦太基虽然经济复兴，但只是罗马属国，面积狭小，而且完全放弃了武力扩张。而俄罗斯虽然衰落，但国土面积接近美国的两倍，资源之丰富冠绝全球，且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核武力量足可与美国抗衡。
罗马和美国却有相似的地方。它们都是自己时代唯一的超级大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对其它国家有压倒优势，今日世界的英语与罗马世界的拉丁语一样具有强势地位，美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与罗马基于传统美德所延伸而来的忠诚和责任，都 对世界产生超常的影响。它们由软、硬实力支撑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和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尽管仍有局部的乱局和战争），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稳定。罗马承平二百年，史家称为 “罗马和平”（ Pax Romana），美国主导战后世界秩序几十年相对和平，很多人如新加波总理李显龙称其为 “美国和平”（Pax Americana）。重要的是稳定的国际秩序更有利于唯一超级强权自身的国家利益。不久前去世的小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罗姆斯菲尔德，就曾公开宣称要建立“新罗马”。
正是在维护唯一超级强权国家利益——或说国家决策者意念中的国家利益——这一点上，美国和罗马的动机如出一辙，它们思考国家利益的出发点都是巩固其强权地位，和对宿敌起死回生、或新生力量崛起挑战其强权地位的恐惧。所不同的是罗马毁灭迦太基的心结，是因为迦太基曾经侵略罗马，罗马恐其复兴重演历史悲剧。美国曾经和俄罗斯冷战，不愿看到它复兴后再次挑战自己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
美国的国家利益不仅只有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和政治、经济利益，还包括既定国际秩序和它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意识形态。既定国际秩序已有人认为正在解体。自由、平等、民主意识形态，有人认为是美国的核心价值，有人认为它只是一面旗帜、忽悠世界的道德面具，这些问题见仁见智，暂且不论，我们只看美国是如何维护其国家利益的。
1991年底苏联解体，美国失去了强大的对手，一夜之间成为举世无双的超级大国。面对前所未有的全新时代，有人思考“文明的冲突”，有人断言“历史的终结”。接收了苏联残留底牌的俄罗斯政治上热情地拥抱民主，经济上痛苦地接受休克疗法，两级结构的消失让世界秩序看似进入了平静的前夜。此时，美国的战略决策者们开始冷静地谋划唯一超级大国治下的世界安全战略。其中最重要的结果便是著名的“沃尔福威茨纲要Wolfowitz Doctrine”（又译沃尔福威茨主义）。
苏联解体仅月余，“纲要”由美国国防部在高层授意下制定，若以为那只是军人的谋略就太天真了。“纲要”命名者保罗·邓迪斯·沃尔福威茨Paul Dundes Wolfowitz是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由他协调部署，写作班子广泛征求军队、大学、智库、核战略专家、总统及其高级国家安全顾问等各方面意见，拟就了这份政府内部战略性指导文件。文件最后以美国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名义公布。
“纲要”开宗明义，要维护苏联解体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首要目标是防止新的对手重新出现”，包括“复兴的俄罗斯可能构成的威胁”，点明“俄罗斯仍将保留欧亚大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摧毁美国的力量”。简言之，“冷战后时代美国的政治和军事使命，将是确保没有竞争性超级大国出现在西欧、亚洲或前苏联领土上”。
可以理解，美国站在高山之巅俯瞰环球，高处不胜寒。当它注视每一个可能威胁自己权力的挑战者，忘不了当年太空科技竞争中先于美国上天的苏联人造卫星的震撼，忘不了发生在自己后院的古巴导弹危机，忘不了上万枚威胁着自己安全的核弹头、可覆盖美国全境的发射装置，和难以捕捉的”导弹幽灵列车”，以及随时可能起死回生、咄咄逼人的军事力量。如果俄罗斯一旦复兴而不能进入美国规划的“民主”轨道，将是美国的噩梦。此外，挑战自己地位的“新的对手”随时可能出现。基于维护单一霸权，惧怕旧势力复兴，新势力崛起的恐惧心理，沃尔福威茨纲要应运而生。
尽管“纲要”因外泄遭致各方对其“帝国主义思维”的批评而做了修改，但其核心主旨并未改变，其战略原则尤其在对俄关系上，支配和牵制了美国从克林顿到拜登五任总统、近三分之一世纪的对外政策。该“纲要”在克林顿政府之后被纳入布什纲要（又译布什主义）。虽然历任总统都有与俄修好的动机和举措，但政策制定者的身后的强大势力，令其无功而返。
克林顿执政时期邀请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希望通过经济援助改变美俄的政治格局，但遭到政府内反对势力的掣肘；小布什上台与普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反恐合作也很顺利，但因伊拉克战争、北约东扩等问题加剧了矛盾；奥巴马总统也想加强两国合作，拟议消减双方核武库，遭到国务卿希拉里等人的反对；特朗普总统一上台就和普京套近乎，希冀改善两国关系，不久就遭到联邦调查局“通俄门”、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
有人将导致美俄关系困局的政策归因于美国深层政府，但归根结底是沃尔福威茨纲要为代表的霸权思维作祟。
在“纲要”原则的指引下，美国主导的北约于九十年代中期公布了《东扩计划研究报告》，一九九九年三月，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加入北约。此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北约。再后，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二零零九年），黑山（二零零七年），北马其顿（二零二零年）先后加入北约。前苏联和国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多次愤怒抗议徒然无果。
在此期间，美国和北约进一步挤压俄国，毫不掩饰对俄国的轻蔑和漠视。他们政治上染指乌克兰，诱使其加入北约，军事上退出长达三十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在波兰和罗马尼亚部署可发射反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发射系统，在捷克建立雷达站，一系列举动步步压缩俄国的安全边界范围。美国和北约的目的也许并不是要围歼俄国，只是努力扩大安全区域争取最大的安全利益。但他们忽略了俄方的利益。
“利益攸关方”概念在这里十分必要。任何秩序都应包括所有成员，特别是主要成员的利益，否则秩序必将崩解，国际秩序尤其如此。
美国和北约冷战胜利者的骄横和傲慢令他们对俄罗斯的愤怒视而不见，似乎忘记了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他们通常看到俄国的常备军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核武以及运载工具，但忽视了操纵这些武器的人，这些人的民族性，他们的历史面貌。
他们是斯拉夫人，信仰东正教，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文化。曾经苦难深重，经常遭遇外族入侵，同时又屡屡发动对外战争，扩张领土。俄国地跨欧亚大陆，历史上不断接受东西两方面文化击撞，民族血液里凝聚了北欧诺曼人崇尚武力，和南欧、西北亚游牧民族骁勇善战特质。他们崇尚权威，迷信权力，仰望个人魅力型领袖。苏联解体，共产主义理想破灭，他们满怀热情投入西方，但不仅没有被接受反而遭到羞辱，美国人说，“俄国实在太虚弱了，不配成为伙伴；但如只是作为美国的病人，俄国又太强壮了”（布尔津斯基语）。北约东扩令他们感到威胁，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多年形成的集体意识，国家观念和民族凝聚力，加之高傲的民族优越感，汇聚成强烈的大国国民意识。如今又偏偏是堪比彼得一世和斯大林的俄罗斯强人普京执政。
世人经常看到的是俄罗斯对外扩张的历史，但没有注意到，其对外扩张部分地是因为对被侵略、被扩张的恐惧。正如“冷战之父”乔治·凯南在著名的长电报中指出的，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根植于俄国传统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最初是一个和平的农业民族，在辽阔的平原上与凶悍的游牧民族为邻并努力生存，而产生的不安全感。”说白了就是“恐惧”。
要说苏联解体后美国像罗马毁灭迦太基一样意欲毁灭俄国，既没有根据也不现实，但从维护唯一超级大国长期战略出发，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惧怕俄罗斯的复兴和复兴后可能的威胁，心存彻底根除俄罗斯军事威胁的愿望也是确定无疑的。
美国操纵北约东扩，是基于对宿敌起死回生挑战其超级大国地位的“恐惧”，俄罗斯眼看北约逼近家门，引发传统上由来已久对凶悍邻居侵扰的“恐惧”，两个“恐惧”迎头相撞。历史再一次重复了修昔底德的论断，恐惧导致战争。
俄罗斯对于被挤压的反应早有警示性。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经济度过了萧条逐步稳定，为对抗西方的挤压，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及其后的顿巴斯战争，都已告诉世界俄国会不惜以战争手段解决争端。然而这样危险的警示要么未引起西方的重视，要么被视为吸引北极熊的陷阱。
俄国与邻居之间的不睦和摩擦被国际战略家们看作是俄罗斯与幕后大国美国的新冷战，没有像上世纪的冷战在和平中结束。新冷战逐渐转向热战。此次俄乌战争发生在俄罗斯和美、欧代理人乌克兰之间，爆发在乌克兰的土地上。下一步结果是打，是停，打多久，如何停无人知晓。但确定的是结果不由正义派与非正义派的争论决定，也不由人道主义的呼喊决定，更不由乌克兰决定，而由大国决策者们决定。他们是战争的始作俑者。
必须说明，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安全空间，是俄出兵乌克兰的主要原因但不是必然原因，俄罗斯可以有其他选项，当然反制是必然的。
其实早在三十年前，美国的战略决策就有另一种选择，当年许多俄罗斯问题和国际关系专家们主张，趁苏联解体之机对俄友善，政治诱导，经济扶持，使之融入西方在大家庭。遗憾的是当时的主政者和主流政策制定者们陶醉于冷战的胜利，视俄罗斯为失败者，冷眼蔑视，令专家们被边缘化，很多中肯、有价值的意见被忽视了。
俄乌战争将极大伤害乌克兰，也将消弱俄罗斯的力量，甚至改变世界格局，但有一点不会改变，那就是三十年前沃尔福威茨纲要定下的基调：美国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对其挑战，美国必须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首要目标是防止新的对手重新出现”。
谁是新的对手？相信看官会有自己的判断。
九橡园丁
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