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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妮·W·西森Melanie W. Sisson的《美国、中国与控制权之争》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Control一书及时而尖锐地挑战了华盛顿盛行的传统观点：即美中竞争的驱动力源于北京试图瓦解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根本意图。西森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她令人信服地指出，美国的政策常常将中国视为对这一秩序的生存威胁，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会适得其反，损害美国的利益。对于任何想要超越当代大国竞争中那些危言耸听的论调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必读之作。 西森论点的核心在于对美国和中国自1945年以来如何与全球秩序互动的深入历史分析。她细致地定义了“战后秩序”的关键原则和制度规则。重要的是她指出了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从未完美地遵守过这些规范。西森列举了美国为自身利益选择性地破坏或忽视国际规则的例子，这与中国自身对全球规范的周期性挑战如出一辙——尽管这绝非借口。 通过对两国数十年来的言论和政策行动进行严谨的审视，西森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华盛顿和北京对国际体系根本性质的偏好并不像当前的话语所暗示的那样不可调和。她认为，中国对彻底的革命（即摧毁现有结构）的兴趣不大，而更感兴趣的是修改和再平衡，尤其是在该结构中利益和责任如何分配的问题上。中国寻求的是更大的影响力，而非彻底的破坏。 这种微妙而深刻的区别构成了本书政策建议的基础。如果美国继续将中国视为纯粹的“修正主义”、破坏秩序的威胁，它将不可避免地采取遏制政策，最终侵蚀其声称捍卫的战后体系。西森认为，更有效、更有利的战略是美国重新致力于战后秩序本身的原则——尤其是尊重国际法和机构——以吸引追随者和盟友，而不是仅仅专注于与中国的竞争。 《美国、中国与控制权竞争》是一部富有洞察力且冷静的政治学著作，适合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外交政策实践者阅读。它具有重要的修正作用，敦促政策制定者重新思考指导当前竞争的根深蒂固的假设，转而专注于从内部加强自由秩序。西森的著作对美中关系辩论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她认为，专注于加快自身发展速度赶上中国，而不是减缓中国的速度，美国才能更好地维护其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和全球影响力。 艾霜兴

“2025项目”Project 2025是一项保守派政治倡议，由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牵头，于2022年首次启动。 目的是向未来新一届共和党总统政府（特朗普政府）提供具体的保守派政策建议。其核心成果是《领导力授权》，为重塑行政部门和联邦政府的大部分职能提供详细的建议。 基本理念：它基于对“单一行政理论”的一种有争议的解读，该理论旨在巩固总统直接控制下的更大权力。 它包括：(a) 人员数据库/审查，用于审查将担任许多政治或任命职务的人员；(b) 保守派治理培训项目（行政命令起草等）。 2022年4月，由保守派各路专家、前特朗普政府人员以及保守派智库工作人员参与编写的《领导力授权》于2023年发布。 主要政策提案和计划实施方案包括： 人员配置：实行公务员制度改革/人事变动：将许多联邦公务员职位重新分类，使其具有政治性或由总统直接控制；清除或替换“独立”的职业人员。用被认为忠于总统的政治任命人员取代数千名无党派联邦公务员。 扩大行政权力：许多提案旨在通过行政命令或监管改革来实现，而不是等待新的立法。这包括削弱司法部、联邦调查局、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其他机构的独立性。 解散或重组联邦部门和机构：例如，取消或缩减教育部；合并统计机构；大幅削减环境监管；削减保守派作者认为有助于推动DEI（“多元化、公平和包容”）等议程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联邦拨款。 移民：强硬政策；执法力度加大；可能增加拘留人数，并修改庇护制度和边境执法。 文化/社会政策：限制或取消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DEI)项目。改变民权保护措施；改变LGBTQ+/性别认同问题的处理方式，削弱LGBTQ+权利，减少堕胎和避孕途径；重申围绕“家庭”和“婚姻”的更保守/原教旨主义观念。 实施策略: 尽可能利用行政命令、总统备忘录和监管政策，绕过较为缓慢的立法途径。 人员配置/人事安排至关重要：让忠于意识形态路线的人员担任关键职位，以减少政策实施在官僚机构内部的阻力。 通过培训/预先规划，制定可立即实施的指南、模板和法律/监管路线图。遗产基金会 (Heritage) 提供“行政命令起草与实施”等课程。 该项目发布之后引起多方争议、批评和法律/宪法挑战 一些主要的争议点包括： 1. 权力分立与宪法限制 批评者认为，许多提案违反了宪法原则：司法独立、机构独立、个人权利和公民自由。他们认为，行政部门权力过大是趋势。 该项目所依据的“单一行政理论”存在争议。批评者认为，该理论为广泛的行政权力提供了一种法律理论，而这可能与既定的法律先例相悖。 2. 实施可行性 尽管许多提案是通过行政权力提出的，但许多重大变革（例如裁撤整个部门、重组机构或撤销国会法规）将需要立法，否则将面临法律阻力。 联邦法院很可能成为战场。预计（并且已经出现）在环境倒退、民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挑战。 3. 政治风险 特朗普竞选团队有时会公开与“2025项目”划清界限，声称该计划歪曲了其影响力。 有人担心遭到强烈反对：来自选民、公务员、州或城市（尤其是那些受到反对党控制的州或城市）。此外，还有人担心疏远盟友或损害公众信任。 4. 规范、公务员制度和制度阻力 许多公务员、监督组织和法律学者担心官僚机构过度政治化：因意识形态不合而解雇员工；破坏择优录用的保障；报复“未经授权”的内部人员。 各州可能与联邦政府的过度干预发生冲突：一些提案威胁要削减联邦资金或推翻州/地方政府的决定。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的法律冲突可能会加剧。 5. 公民权利/社会自由 2025项目中涉及性别认同、LGBTQ权利、生殖权利和DEI项目的提案引发了强烈批评。一些民权组织认为这些提案违反了宪法保护或联邦法规。 6. 透明度/公共问责 对该规划的详细程度和透明度存在一些争议；批评人士认为，该文件包含模糊或笼统的规定，为滥用留下了空间。关于该项目对成本、权衡利弊或意外后果的估算是否充分，也存在争议。 尽管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期间曾回避或表示不同意“2025项目”中的过激主张，但特朗普政府执政九个月后，该项目的许多内容事实上成为其政府的施政方针，美国有新闻机构指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公开拥抱2025项目。 孙翮霭

在纽约曼哈顿西北约二十公里的地方，蜿蜒流淌着一条叫作帕塞克Passaic的河流。它由 南向北，又由北向南，与另一条河相汇后再急转北上，在新泽西东北部的山谷地带画出一 条美丽的之字形曲线。 河水流经的帕特森市Paterson旁边，有一川落差77英尺高的瀑布。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将军和他 的参谋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 年）在瀑布附近露营。恰逢丰水期， 滔滔河水从天而降，将军惊叹瀑布的壮美，他身边的年轻参谋注视着瀑布激起的浪涛，被 河水巨大的力量深深地震撼。 多年后，将军当选为美国总统，汉密尔顿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一门心思要开拓美利坚共和 国工业发展大业，苦于没有能源的汉密尔顿，想起了当年的那次野营，想起了营地旁隆隆 巨响让他不能入睡的大瀑布。偶然的机遇与伟大的梦想相交织，一幅宏伟的蓝图由此产 生。从那一刻起，帕塞克河水和帕特森瀑布的自然力成为美国第一座规划工业城市的动 力，成为当时北美最具潜力的工业区的动力，也成为美国走向世界工业强国的动力，它迈开了美国工业革命艰难的第一 步。 二百多年前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的宿营地如今已被开辟为国家历史公园。公园内与大瀑布隔 河遥遥相对的高台上，耸立着汉密尔顿黑色大理石全身雕像，他左臂弯曲胳膊上搭着一件 大氅，神态自如、目光坚定地望着前方。来这里观光、休闲、散步的人们以雕塑为背景拍 照留影，可是有多少人知道，眼前这位开国元勋构建了帕特森工业中心，构建了帕特森 市，还构建了美利坚国家的工业发展远景。伟大的计划在头脑中是构想，付诸行动是践 行，汉密尔顿既是高瞻远瞩的理论家，又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身体力行，呕心沥血， 实实在在地为这个国家的工业发展趟出一条宽广大道。 1791 年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著名的“制造业报告”，并亲自倡导创建成立了“用品制造协 会”（S.U.M.）。协会经新泽西立法机构特许，州长签署。获得联邦和州两级政府认可，它 既是一个政府规划的工业开拓机构，又是一家政府主导，私人投资的商业公司。最初注册 资本为500，000美元，这在当时是巨额款项。公司拥有发行彩票，免税等特权用于集 资、购买土地、改造河道、修建运河。巨大的资金投入和政府规划目标是建立一个工业中 心。  “用品制造协会” 是汉密尔顿建国大略的初步尝试。独立战争只是让美国在政治上独立于 英国，汉密尔顿的宏伟构想是要在工业和经济上独立于英国。他亲自起草、修订的“用品 制造协会”章程，包括配合工业中心建立政府机构设置。如由新泽西立法机关任命的一名 市长，12名市议员，和12名助理等。于是帕特森市随着帕塞克大瀑布工业中心的诞生而 诞生。 帕特森市以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 （1745－1806）的名字命名。帕特森曾担任新 泽西州长，他支持汉密尔顿的工业发展计划，于1791签署成立“用品制造协会”。此外他 于1783 年代表新泽西出席美国制宪会议，成为39名美国宪法签署人中的一员。由华盛 顿总统提名担任过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以这位新泽西政治元老命名的机构还有威廉·帕 特森大学。 协会成立后，立即开展区域规划，聘请工程师建造水道，利用帕塞克河瀑布为计划中的工 厂提供动力，依靠向私人制造商出租厂房、出售水和动力获取收益。更重要的是成功将帕 特森市打造成美国第一个工业重镇。 最初是一批棉纺厂和与纺织工业相关的工厂，包括第一台水力棉纺厂；然后是造纸厂，生 产出第一张连续卷纸；枪械厂，生产了柯尔特左轮手枪；铁路机车厂，产品推动了美国西 部扩张和开发；潜艇工厂，荷兰潜艇在大瀑布上游的帕塞克河完成了水下航行试验；丝绸 厂、亚麻厂，再后有机床厂、塑料制品厂、皮革厂、化妆品厂包装厂、化工厂。。。。。。 大瀑布国家历史公园西边不远处，坐落着一座红砖结构、四层楼高的厂房式建筑，当年是 罗格斯铁路机车厂的组装车间，如今是帕特森博物馆。这座机车厂和机械厂建筑群中幸存 的最古老的建筑，仍然保留了几座高大的双开门，从这里人们依稀可见当年一辆辆崭新的 蒸汽机车开出厂房。露天陈列着的一辆十九世纪罗格斯铁路机车车辆厂生产的蒸汽机车告 诉人们，当年这里生产的六千多辆机车，奔驰在全美甚至世界的铁路轨道上。

1620年11月，一艘名为“五月花号”的帆船载着102名清教徒和殖民者，在今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科德角（Cape Cod）靠岸。未待乘员们登陆，船上的41名成年男子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当时并没有“公约”的名称，它是1793年才被人加上的。 “公约”内容为： 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进基督教的信仰，为了提高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开启了在佛吉尼亚北部建立第一个殖民地的航程。在上帝面前，我们共同庄严约定，自愿结合为一个公民政治团体； 为了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上述目的，获得良好的秩序，我们将据此不时地制定、完善公正和平等的法律、法令、条例、宪章和公职，以期符合和方便殖民地的普遍利益；上述约定我们保证遵守和服从。 “五月花号公约”无疑是一份在公正、平等基础上公民自治，具有契约精神的文件。它的内容和签约方式说明，经过文艺复兴洗礼，受到理性主义冲击，逼近启蒙运动前夜的英国殖民者已经意识到以自由、平等、公正原则，以契约形式建立登陆后的殖民地秩序。它是四百年前一份了不起的契约，在美国政治历史中有象征性意义。 但四百年来，人们不断地以新的思想、理念予以附会，包括它的背景，签约人的身份，签约的动机等等，甚至称其为“现代第一部真正的宪法”。大有以今证古之嫌，想当然耳。 五月花号从欧洲到新大陆海上历险的大背景是新大陆发现后的殖民热潮，它也与四百多年前英国发生了两件大事有关，宗教分离与圈地运动。 从加尔文教派演变而来的英国清教徒，因宗教理想、道德准则和社会信仰与英格兰教会产生分离倾向，被认为宗教异己遭到迫害和威胁。他们无论在宗教仪式还是法律上都不能忍受英格兰教会的管辖。一位清教徒这样描述当时的英国，“我们的街道上充斥着残忍和鲜血，土地上充斥着谋杀者、屠杀者、乱伦者、通奸者、淫荡者、压迫者和骄傲的人。。。。。。”。②英国社会的混乱和堕落，教会的保守、腐败、迫害异己，逼迫清教徒们远走他乡，他们纯洁的宗教理想也驱使他们寻找新的环境，实现他们的伊甸园。 圈地运动在大航海，海外贸易潮流的刺激之下愈演愈烈。印度航线的开通和美洲殖民地的开发促进了英国的羊毛出口贸易和毛织业发展。牧业利润高于农业，导致从十二世纪开始的贵族地主用暴力或退租等手段，从圈占由农民耕种的公有地开始，逐渐扩大到圈占佃农的租地，农民被赶出家园，破产流浪成为雇工或游民。许多人为了生计设法到美洲谋求生路。 五月花号船上的102名乘员都是上述事件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者或受害者。其中三十多人为船员，其他一半是为宗教理想去新大陆的清教徒，包括妇女儿童，另一半则是原来计划去詹姆斯敦殖民地，半路因船只故障合并到五月花号上的商人、工匠或农民，他们的目的是去新大陆寻找谋生的机会，被新教徒称为“陌生人”。 最接近当时情况也最有说服力的文献，是《五月花号公约》签署人之一、后来普利茅斯殖民地领导人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  1590-1657年）的手稿《普利茅斯种植园》。手稿中作者提到由于天气和登陆海滩等原因，船只未能按预先计划在哈德逊河口靠岸，在乘客之间引起了争论。该手稿是现在能查到的关于五月花号和普利茅斯定居点的第一手资料，可信度极高。手稿从1630年开始撰写，详细介绍了普利茅斯定居点的建立和殖民者们从 1621 年到 1647 年殖民者的生活，其中笔记结束于 1650 年。手稿于1855年在英国伦敦主教图书馆被发现，有人怀疑它在独立战争期间被英国士兵带走。“五月花号公约”原件已不复存在，现在所知的内容就源于这份手稿。 历史传记作家尼克邦克Nick Bunker根据各种档案文献撰写了《Making Haste from Babylon》一书，他在书中描述了五月花号船上恶劣的环境，拥挤、疾病和死亡等状况，也讲到船员和乘客之间的敌意，争端。 可见，签署《五月花号公约》的直接原因是解决船员和乘客、不同身份的乘客之间的矛盾。他们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国王，对即将登陆的环境心怀恐惧，对其艰难程度可以预见。他们需要在登陆后一片茫然的土地上自己管理自己，消除争端，抱团取暖。毕竟人数太少，只有合作才能共存。“公约”便是为了共存而制定的。 后世美国人看五月花号有不同侧重。政治人物出于政治动机喜欢夸大它的影响。比如在纪念五月花号登陆三百周年之际，纽约市长约翰·弗朗西斯·海伦在演讲中说John Francis Hylan 说“五月花号公约”的原则是美国独立宣言的前奏。③当时的马萨诸塞州州长、后来的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说，签约者们“制定了一种政府形式，被指定为现代第一部真正的宪法”。④无论“独立宣言的前奏”还是“政府形式”，都是政客们数百年之后的观念，宣传意义大于历史事实。 与政客的高调宣传不同，历史学家则比较谨慎，倾向于还原历史，给“公约”一个尽可能符合历史事实的表述。 五月花号登陆点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其政府历史网解释道：清教徒们离开英格兰时获得国王查理一世的许可，在佛吉尼亚北部登陆建立殖民地。因为船只偏离了航线远离了计划中的登陆点，他们担心没有国王的许可便没有权利在该地区殖民，同时也知道先期到达的殖民者因缺乏社会秩序而失败，加之船上的非清教徒乘员质疑登陆许可，为了建立法律和秩序，他们签署了“公约”。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直到从国王那里获得新的许可。 “公约”不仅是殖民者之间的契约，也是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契约。⑤ 另有学者注意到 “在很多欧美学者论及美国历史的其他名著中，”五月花号“从头至尾都没有被提及或极少被提及，那个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也没有被提及”。⑥ 不难看出政客们倾向于浪漫的政治鼓噪，不惜夸大其词，用“高、大、上”言辞渲染，赋予“公约”以他们认为应该有的现代意义。受此影响，简体中文世界的一些人也想当然地追加    “附加值”，诸如“美国的出身证”，“北美未来政治体制的基石”等。他们要么无知，要么随人喜怒，人云亦云，甚至添油加醋。 “五月花号公约”的核心思想是在基督教新教信仰和英国国王之下的民主自治理念。“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进基督教的信仰，为了提高国王和国家的荣誉，在上帝面前（有人将以上四句简译为“我们以上帝的名义”），我们共同庄严约定，自愿结合为一个公民政治团体。”这让我们想起近万年前脱离狩猎与采集生活不久的人类生活状况，宗教和政治密不可分，最高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导。这在五月花号开始的清教徒们建立的政权得到证明，其政府职务只有最虔诚的清教徒才可担任。不同的是早期人类是不自觉行为，五月花不仅自觉而且写入了“公约”。这也是他们排斥其他教派，尤其是贵格会教徒的起因。 五月花号殖民者及后继者与原住民的战争也无比残酷。曾经热情接济殖民者的原住民一场战争之后便整部落地被摧毁。 作为美洲殖民地历史的一部分，适度地解读“五月花号公约”，对宣传自由、自治、民主思想有积极意义。但说它是 “一种政府形式，被指定为现代第一部真正的宪法”，显然过甚其词，不过是政客们的随机、哗众取宠、无实质意义的演讲。简体中文世界的追随者过度浪漫地将其解读为“美国的出身证”，“北美未来政治体制的基石”，甚至象《百度百科》那样错误解释“公约”动机，凭空臆想，既不符合历史真实也误导甚至欺骗大众。过分宣扬“五月花号公约”的意义和影响也会误导人们对美国政治历史的认识。把美国复杂的政治历史简单化，理想化。 其实，早在“五月花号公约”签署13年前，詹姆斯镇已建立了殖民地定居点，并于“五月花号公约”签署一年之前的1619年4月，建立立法会议——一个名副其实的美洲大陆最早的代议制政府，开启了日后美国代议制政府的先河。“五月花号公约”长期沉睡在历史档案中，对马萨诸塞联盟（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的建立并无实际意义，更不要说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实际影响。其于马萨诸塞联盟的影响与人民会议于佛吉尼亚联盟（the Commonwealth of Virginia）的影响完全不可比拟。（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拙文“詹姆斯镇的人民大会”） ①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4%E6%9C%88%E8%8A%B1%E5%8F%B7%E5%85%AC%E7%BA%A6/107892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五月花号公约/10789207） ② Mayflower in Plymouth Harbor,

1606年4月10日，英王詹姆斯一世签署了佛吉尼亚公司《宪章》（the Charter of 1606），获得殖民许可的佛吉尼亚公司的先遣人员当年12月从伦敦出发，次年5月在今佛吉尼亚州登陆，为了抵御另一路殖民者西班牙人的进攻，他们选择了一个三面环水，没有原住民居住的地方作为定居点。这就是今天的詹姆斯镇，它以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名字命名。 早在殖民者离开英国出发之时，殖民者的船上就存放了一个密封的盒子，里面有佛吉尼亚公司的指示和殖民地总督和理事会成员的名单。定居点选好之后，殖民者们便宣读文件，确定公司、同时也是行政机关的体制架构，领导者职责分工，然后开始修筑堡垒、居所、打猎寻找食物等有序的工作。 经过异常艰苦的生存斗争，与西班牙人作战，与原住民时而交好时而冲突，疾病，饥饿，人口不断减少又不断得到补充，他们终于生存下来。 克服了生存障碍之后佛吉尼亚殖民者们，紧接着完成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召开了首届立法议会（First representative legislative assembly），开启了以詹姆斯镇为开端的佛吉尼亚殖民地、后来的佛吉尼亚联盟（the Commonwealth of Virginia），乃至今天美利坚合众国代议制政府的先河。 北美殖民地早期政治体制的重要特点是政府与商业公司实为一体。开发殖民地的主体是商业公司，公司雇员、股份持有人、管理者同时也是殖民地居民和管理者，殖民地的政治结构是从公司商业管理结构演化而来。詹姆斯镇殖民地即由佛吉尼亚公司建立。 英王签署的《宪章》是商业公司授权证书，设立了由特定成员组成的理事会（ council），从事殖民地商业活动的规范和管理。但另一方面因为涉及殖民地日常事务管理，它又有政治授权的含义。比如它规定殖民者及其后代享有英国本土公民所拥有的自由、投票（在此指对公司和殖民地事务的投票权或其它法定权利）、豁免权等。 正是根据继1606年宪章之后1618年颁布的《大宪章》（Great Charter (1618) ），佛吉尼亚公司被授权成立殖民地政府和届代表立法议会，政府由总督和他任命的顾问组成，代表立法议会则由殖民地居民选举产生。 1619年7月30日，首届立法议会在詹姆斯镇一所教堂举行，标志着北美第一个代议制政府成立。四个社区和七个种植园人民选举产生得22名代表组成立法议会，总督及他的顾问与民选代表们共同出席。此后大会每年举行一次，讨论殖民地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尽管詹姆斯镇的立法会议受到英国法律和佛吉尼亚公司董事会模式的影响，如只有男性公民才有选举权，总督有权否决代表立法议会的立法决议，但民选会议代表已有代议制性质，它是北美大地自治政府的第一颗种子，代议制政府的先例，此后轻易地与英国议会形式接轨，一直持续到1776年佛吉尼亚联盟的成立，成为十三个殖民地之一。 作为美国政治体制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的重要部分，佛吉尼亚殖民地浓厚的民主、宪政政治传统和氛围为美国培养了无数政治家，建国之初的前五位总统除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出生在北部马萨诸塞州之外，其他四位全部生于佛吉尼亚，可见以詹姆斯镇为起点的佛吉尼亚殖民地政治根基之深厚。 北美早期殖民地政治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两大事件，一个是北部马萨诸塞殖民地的“五月花号公约”（参见《五月花号的迷思》），另一个便是本文所谈的南部佛吉尼亚殖民地的第一届立法议会。“五月花号公约”签订后便尘封在档案中无人问津，而佛吉尼亚立法会议则持续到1776年佛吉尼亚联盟，在一百多年殖民地的历史进程中，它不断扩大、完善，同时也影响着其它殖民地政府机构的发展。 但美国历史上政治人物热衷于宣传“五月花号公约”，而有意淡化詹姆斯敦的政治影响。究其原因是因为人类的共同弱点，隐恶扬善。 与詹姆斯镇立法会议成立相伴的两个事实使它蒙上了阴影。就在立法会议成立的几天后，一艘葡萄牙奴隶船只遭荷兰和英国船只袭击，约50名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非洲人被带到詹姆斯镇，总督乔治·叶德利George Yeardley用食物“购买”了20人。这一事件预示了罪恶的奴隶制的开启。另一历史事实是，佛吉尼亚殖民者们登陆不久就与原住民开战，对原住民的残酷屠杀留下恶劣记录。 政治有时是光明的，有时是黑暗的，甚至是肮脏的。 以清教理想登上马萨诸塞海岸的五月花号清教徒们，为后人留下了具有历史价值的“五月花号公约”，为美国政治理想留下了华美篇章。但清教徒和他们的后继者并不完美，他们将政府职务委任于最虔诚的清教徒，排斥其他教派，对曾经接待、帮助、救济过他们的原住民部落灭绝性地摧残，也都记录在案。 以创业致富愿望建立詹姆斯镇的开拓者及其后继者们，建立了第一个立法会议，奠定了代议制政府的基石，深刻影响了美国政治历史，具有不可估量的实际政治意义。当然从他们开始的奴隶制和屠杀原住民的劣迹也无法抹杀。 我们应合乎历史情境地看待历史事件，释读历史文件，看到它们在殖民地、美国以及人类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既不扩大也不缩小其进步意义，同时不应被政客们华丽的辞藻模糊了国家、政治历史的本来面貌，并且不能忽视其黑暗的一面。 这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这个伟大国家和它的历史，从历史中窥见美国今日政治的潜在因素。 九橡园丁

一场乌俄战争，打得乌克兰生灵涂炭，世界经济低迷，股市跳水，美俄怒目相对，欧洲胆颤心惊，中国左右支吾。战场内外互联网域中，讨伐的，欢呼的，呼救的，起哄的，风起云涌。 人之祸，谁之过？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国之大事”简单讲就是国家经济、政治等利益，也包括国家领导人、决策者们意念中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当然与正义、人道情怀、国家政治制度等议题有关，不过这里无意涉及，关注这些议题的看官请绕行。 先说一个历史故事。 公元前三世纪末，古罗马和北非霸权国家迦太基发生了一场大战。迦太基战将汉尼拔率数万大军穿越阿尔卑斯山进军意大利，数次会战大败罗马军团，随后纵横驰骋，蹂躏意大利十六年，就差没攻下罗马城。罗马人苦不堪言，避战意大利，转战迦太基本土，迫使汉尼拔回军北非，一场决战之后，汉尼拔兵败，迦太基称臣罗马，罗马则一跃成为强国，走上称霸之路。这场近二十年的战争史称第二次布匿战争。 战后被剥夺战争权的迦太基放弃军事扩张，靠农业、商贸致富，勉力向罗马支付战争赔款，半个世纪之后，居然再度繁荣起来。此时的罗马已是地中海霸主，迦太基不过是它诸多属国中的一个。经济复苏的迦太基既无战争野心也无军事能力，但还是勾起了罗马人的隐忧，他们无法忘记半个世纪前几乎亡国的惨剧。以亲历过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资深政治家老加图为代表，主战派元老们力主彻底排除隐患，灭了迦太基。老加图在元老院的每次发言，必以“迦太基必须毁灭”结尾，口号不断的重复，终于变成罗马的国策。 公元前150年，罗马以迦太基与邻国努米迪亚争端为由向迦太基宣战。完全没有战争准备的迦太基青壮战死，妇孺为奴，城市被夷为平地，经营了七百年的文明古国从地球上消失了。 罗马则继续内外征战，一统天下，成为当时已知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 敏感的看官或许看出故事的暗示——今日美俄关系。 其实迦太基与今日俄罗斯不可比。迦太基虽然经济复兴，但只是罗马属国，面积狭小，而且完全放弃了武力扩张。而俄罗斯虽然衰落，但国土面积接近美国的两倍，资源之丰富冠绝全球，且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核武力量足可与美国抗衡。 罗马和美国却有相似的地方。它们都是自己时代唯一的超级大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对其它国家有压倒优势，今日世界的英语与罗马世界的拉丁语一样具有强势地位，美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与罗马基于传统美德所延伸而来的忠诚和责任，都 对世界产生超常的影响。它们由软、硬实力支撑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和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尽管仍有局部的乱局和战争），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稳定。罗马承平二百年，史家称为 “罗马和平”（ Pax Romana），美国主导战后世界秩序几十年相对和平，很多人如新加波总理李显龙称其为 “美国和平”（Pax  Americana）。重要的是稳定的国际秩序更有利于唯一超级强权自身的国家利益。不久前去世的小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罗姆斯菲尔德，就曾公开宣称要建立“新罗马”。 正是在维护唯一超级强权国家利益——或说国家决策者意念中的国家利益——这一点上，美国和罗马的动机如出一辙，它们思考国家利益的出发点都是巩固其强权地位，和对宿敌起死回生、或新生力量崛起挑战其强权地位的恐惧。所不同的是罗马毁灭迦太基的心结，是因为迦太基曾经侵略罗马，罗马恐其复兴重演历史悲剧。美国曾经和俄罗斯冷战，不愿看到它复兴后再次挑战自己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 美国的国家利益不仅只有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和政治、经济利益，还包括既定国际秩序和它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意识形态。既定国际秩序已有人认为正在解体。自由、平等、民主意识形态，有人认为是美国的核心价值，有人认为它只是一面旗帜、忽悠世界的道德面具，这些问题见仁见智，暂且不论，我们只看美国是如何维护其国家利益的。 1991年底苏联解体，美国失去了强大的对手，一夜之间成为举世无双的超级大国。面对前所未有的全新时代，有人思考“文明的冲突”，有人断言“历史的终结”。接收了苏联残留底牌的俄罗斯政治上热情地拥抱民主，经济上痛苦地接受休克疗法，两级结构的消失让世界秩序看似进入了平静的前夜。此时，美国的战略决策者们开始冷静地谋划唯一超级大国治下的世界安全战略。其中最重要的结果便是著名的“沃尔福威茨纲要Wolfowitz Doctrine”（又译沃尔福威茨主义）。 苏联解体仅月余，“纲要”由美国国防部在高层授意下制定，若以为那只是军人的谋略就太天真了。“纲要”命名者保罗·邓迪斯·沃尔福威茨Paul Dundes Wolfowitz是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由他协调部署，写作班子广泛征求军队、大学、智库、核战略专家、总统及其高级国家安全顾问等各方面意见，拟就了这份政府内部战略性指导文件。文件最后以美国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名义公布。  “纲要”开宗明义，要维护苏联解体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首要目标是防止新的对手重新出现”，包括“复兴的俄罗斯可能构成的威胁”，点明“俄罗斯仍将保留欧亚大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摧毁美国的力量”。简言之，“冷战后时代美国的政治和军事使命，将是确保没有竞争性超级大国出现在西欧、亚洲或前苏联领土上”。 可以理解，美国站在高山之巅俯瞰环球，高处不胜寒。当它注视每一个可能威胁自己权力的挑战者，忘不了当年太空科技竞争中先于美国上天的苏联人造卫星的震撼，忘不了发生在自己后院的古巴导弹危机，忘不了上万枚威胁着自己安全的核弹头、可覆盖美国全境的发射装置，和难以捕捉的”导弹幽灵列车”，以及随时可能起死回生、咄咄逼人的军事力量。如果俄罗斯一旦复兴而不能进入美国规划的“民主”轨道，将是美国的噩梦。此外，挑战自己地位的“新的对手”随时可能出现。基于维护单一霸权，惧怕旧势力复兴，新势力崛起的恐惧心理，沃尔福威茨纲要应运而生。 尽管“纲要”因外泄遭致各方对其“帝国主义思维”的批评而做了修改，但其核心主旨并未改变，其战略原则尤其在对俄关系上，支配和牵制了美国从克林顿到拜登五任总统、近三分之一世纪的对外政策。该“纲要”在克林顿政府之后被纳入布什纲要（又译布什主义）。虽然历任总统都有与俄修好的动机和举措，但政策制定者的身后的强大势力，令其无功而返。 克林顿执政时期邀请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希望通过经济援助改变美俄的政治格局，但遭到政府内反对势力的掣肘；小布什上台与普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反恐合作也很顺利，但因伊拉克战争、北约东扩等问题加剧了矛盾；奥巴马总统也想加强两国合作，拟议消减双方核武库，遭到国务卿希拉里等人的反对；特朗普总统一上台就和普京套近乎，希冀改善两国关系，不久就遭到联邦调查局“通俄门”、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 有人将导致美俄关系困局的政策归因于美国深层政府，但归根结底是沃尔福威茨纲要为代表的霸权思维作祟。 在“纲要”原则的指引下，美国主导的北约于九十年代中期公布了《东扩计划研究报告》，一九九九年三月，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加入北约。此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北约。再后，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二零零九年），黑山（二零零七年），北马其顿（二零二零年）先后加入北约。前苏联和国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多次愤怒抗议徒然无果。 在此期间，美国和北约进一步挤压俄国，毫不掩饰对俄国的轻蔑和漠视。他们政治上染指乌克兰，诱使其加入北约，军事上退出长达三十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在波兰和罗马尼亚部署可发射反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发射系统，在捷克建立雷达站，一系列举动步步压缩俄国的安全边界范围。美国和北约的目的也许并不是要围歼俄国，只是努力扩大安全区域争取最大的安全利益。但他们忽略了俄方的利益。 “利益攸关方”概念在这里十分必要。任何秩序都应包括所有成员，特别是主要成员的利益，否则秩序必将崩解，国际秩序尤其如此。 美国和北约冷战胜利者的骄横和傲慢令他们对俄罗斯的愤怒视而不见，似乎忘记了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他们通常看到俄国的常备军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核武以及运载工具，但忽视了操纵这些武器的人，这些人的民族性，他们的历史面貌。 他们是斯拉夫人，信仰东正教，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文化。曾经苦难深重，经常遭遇外族入侵，同时又屡屡发动对外战争，扩张领土。俄国地跨欧亚大陆，历史上不断接受东西两方面文化击撞，民族血液里凝聚了北欧诺曼人崇尚武力，和南欧、西北亚游牧民族骁勇善战特质。他们崇尚权威，迷信权力，仰望个人魅力型领袖。苏联解体，共产主义理想破灭，他们满怀热情投入西方，但不仅没有被接受反而遭到羞辱，美国人说，“俄国实在太虚弱了，不配成为伙伴；但如只是作为美国的病人，俄国又太强壮了”（布尔津斯基语）。北约东扩令他们感到威胁，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多年形成的集体意识，国家观念和民族凝聚力，加之高傲的民族优越感，汇聚成强烈的大国国民意识。如今又偏偏是堪比彼得一世和斯大林的俄罗斯强人普京执政。 世人经常看到的是俄罗斯对外扩张的历史，但没有注意到，其对外扩张部分地是因为对被侵略、被扩张的恐惧。正如“冷战之父”乔治·凯南在著名的长电报中指出的，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根植于俄国传统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最初是一个和平的农业民族，在辽阔的平原上与凶悍的游牧民族为邻并努力生存，而产生的不安全感。”说白了就是“恐惧”。 要说苏联解体后美国像罗马毁灭迦太基一样意欲毁灭俄国，既没有根据也不现实，但从维护唯一超级大国长期战略出发，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惧怕俄罗斯的复兴和复兴后可能的威胁，心存彻底根除俄罗斯军事威胁的愿望也是确定无疑的。 美国操纵北约东扩，是基于对宿敌起死回生挑战其超级大国地位的“恐惧”，俄罗斯眼看北约逼近家门，引发传统上由来已久对凶悍邻居侵扰的“恐惧”，两个“恐惧”迎头相撞。历史再一次重复了修昔底德的论断，恐惧导致战争。 俄罗斯对于被挤压的反应早有警示性。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经济度过了萧条逐步稳定，为对抗西方的挤压，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及其后的顿巴斯战争，都已告诉世界俄国会不惜以战争手段解决争端。然而这样危险的警示要么未引起西方的重视，要么被视为吸引北极熊的陷阱。 俄国与邻居之间的不睦和摩擦被国际战略家们看作是俄罗斯与幕后大国美国的新冷战，没有像上世纪的冷战在和平中结束。新冷战逐渐转向热战。此次俄乌战争发生在俄罗斯和美、欧代理人乌克兰之间，爆发在乌克兰的土地上。下一步结果是打，是停，打多久，如何停无人知晓。但确定的是结果不由正义派与非正义派的争论决定，也不由人道主义的呼喊决定，更不由乌克兰决定，而由大国决策者们决定。他们是战争的始作俑者。 必须说明，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安全空间，是俄出兵乌克兰的主要原因但不是必然原因，俄罗斯可以有其他选项，当然反制是必然的。 其实早在三十年前，美国的战略决策就有另一种选择，当年许多俄罗斯问题和国际关系专家们主张，趁苏联解体之机对俄友善，政治诱导，经济扶持，使之融入西方在大家庭。遗憾的是当时的主政者和主流政策制定者们陶醉于冷战的胜利，视俄罗斯为失败者，冷眼蔑视，令专家们被边缘化，很多中肯、有价值的意见被忽视了。 俄乌战争将极大伤害乌克兰，也将消弱俄罗斯的力量，甚至改变世界格局，但有一点不会改变，那就是三十年前沃尔福威茨纲要定下的基调：美国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对其挑战，美国必须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首要目标是防止新的对手重新出现”。 谁是新的对手？相信看官会有自己的判断。 九橡园丁 2022年3月

吉恩·希利Gene Healy的《总统崇拜：美国对行政权力的危险崇拜》The Cult of the Presidency: America’s Dangerous Devotion to Executive Power， 尖锐而有力地批判了美国总统职位如何从一个有限的宪法职位演变成一个近乎救世主式的权力代表。希利是卡托研究所的副所长，他认为，美国人对总统的期望已经变得危险地不切实际，将总统职位变成了他所谓的“国家父亲形象”，负责解决所有社会、经济和道德问题。本书融合了政治理论、宪法史和新闻报道，揭示了这种对总统职位的“崇拜”如何威胁自由并削弱民主体制。 希利从建国者们的初衷入手。在制宪者们的构想中，总统职位本应是一个受约束的行政职位——负责执行法律，而不是创造或改造社会。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对行政权力持怀疑态度，担心君主制和暴政。然而，希利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最初的愿景逐渐消解。战争、危机和文化变迁扩大了总统的权力，而且往往得到了公众的认可。20世纪，尤其是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领导下，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总统成为“首席问题解决者”和“国家的道德领袖”。之后的几任总统——肯尼迪、里根、克林顿、布什——都为总统能够而且应该体现国家希望和身份认同的神话做出了贡献。 希利尤其关注的是，这种神话如何以牺牲国会和宪法为代价，助长行政权力的增长。他记录了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如何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如何绕过立法发布行政命令，以及如何宣称拥有广泛的监视和紧急权力。后9·11时代，以乔治·W·布什的“帝国式总统”为代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希利批评布什的先发制人战争理论以及《爱国者法案》对公民自由的侵蚀，认为这是不受制约的行政机构在公众恐惧和对总统权力的错误信任下肆意妄为的表现。 然而，希利的批评并不仅限于保守派。他指责自由派要求“积极”的总统能够带来社会正义和道德复兴，从而助长了这种“狂热崇拜”。无论是罗斯福的新政还是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左翼和右翼都将总统奉为救世主。希利认为，当总统不可避免地未能满足不可能实现的期望时，这种两党的崇拜会加剧公众的幻灭感，并加剧依赖性循环，最终损害民主体制。 本书的优点之一在于其清晰性和平衡性。希利以自由意志主义的视角写作，但避免了党派偏见。他的文笔清晰，历史分析来源可靠，语气审慎。他的论点既富有哲学性，又具有实践性：对总统职位的过度信任会侵蚀宪法制约和公民责任。希利没有追问“总统会为我们做什么？”，而是敦促公民通过地方和立法手段重新夺回权力。 最终，《总统崇拜》是一次及时且持久的警示。它挑战读者，让他们不再将现代总统职位视为国家伟大的象征，而是将其视为不受法律约束时对自由的潜在威胁。对于任何关注美国民主健康，以及在仍然崇尚椭圆形办公室的时代抵御权力诱惑的人来说，希利的这本书仍然是必读之作。 关察源

从“美国人工智能倡议”到“安全、可靠、值得信赖”——再回归：美国人工智能政策在三届政府间的演变 自2019年以来，美国联邦人工智能政策的轨迹呈现出从狭隘地强调国家领导力和研究，到广泛、风险管理和注重权利的监管态势，再到随着2025年特朗普总统的回归，重新发起了一场旨在加速创新、简化采购流程和减少监管摩擦的运动。这三个阶段的差异不仅体现在重点和手段上，也体现在连续性上：三个阶段都将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领导力置于核心地位，但在联邦政府应在多大程度上监管、测试和预先批准人工智能系统，以及应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私营部门的推广和快速应用方面存在分歧。下文将追溯这些重大变化及其带来的实际影响。 第一阶段——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国家竞争力与研发加速（2019） 2019年2月，特朗普政府启动了“美国人工智能计划”。该命令将人工智能主要定位为一项经济和国防要务：目标是通过加强联邦研发、扩大计算和数据获取渠道、鼓励公私合作以及培养人工智能相关岗位的劳动力，来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各机构被指示在预算中优先考虑人工智能，尽可能共享数据，并扩大人工智能教育和工人培训计划。该方案刻意减少规范性监管，更注重激励、协调和消除人们认为的创新障碍。 实际上，这意味着联邦实验室、拨款和合作伙伴关系逐渐成为与其他国家竞争的工具；指导方针的重点是促进政府采用人工智能，而不是限制私人活动。特朗普政府的措辞原则上强调“美国价值观”和公民自由，但具体实施却侧重于技术能力、劳动力和行业支持，而非详细的安全测试或系统级风险评估。 第二阶段——拜登政府：安全、评估、民权和治理 (2021-2024) 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能力的增强及其危害的日益显现（虚假信息、有偏见的算法、“前沿”模型的安全风险），拜登政府将联邦政府的立场从以赋能为主转变为平衡战略，将对创新的支持与具体的安全、民权和问责措施相结合。其标志性举措是2023年10月30日发布的《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开发与使用》行政命令。该行政令强调部署前测试、严格评估、部署后监控、模型来源和标签、隐私和公民权利保护，以及与国际合作伙伴就标准进行合作。它指示各机构制定标准、测试制度和治理机制，以管理系统性和部门性风险。 拜登的战略还依靠NIST等机构构建技术测量框架（TEVV——测试、评估、验证和确认），并依靠机构间协调来规范采购、消费者保护和研究资金，以推动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发展。政府明确接受在某些高风险领域（医疗保健、关键基础设施、生物安全）以更缓慢、更规范的方式部署，以减少危害。独立分析师和国会认为，此举旨在加强联邦监管和标准制定，而非单纯的市场便利化。 第三阶段——特朗普第二任期（2025）：加速、放松管制、采购 随着特朗普总统于2025年重返白宫，联邦人工智能战略再次发生转变。2025年7月，政府发布了“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一项紧凑、以行动为导向的议程，强调加速创新、建设国内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并利用采购和监管精简机制，加快人工智能在商业和政府领域的应用。该计划将人工智能定位为经济机遇和生产力的引擎，并呼吁减少“监管摩擦”，更新采购规则以促进快速应用，激励私人部门对计算和数据基础设施的投资，并提升美国在国际人工智能市场的竞争力。 与拜登的行政令相比，特朗普的2025年计划更加重视速度、市场部署和工人再培训，并将其定位为“工人优先”议程——即强调人工智能如何提高生产力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同时承诺制定政策帮助工人转型。它仍然承认安全和劳动力方面的担忧，但更倾向于自愿标准、加快政府采用的途径以及减少部署前的强制要求。法律和政策工具倾向于行政命令、采购改革和撤销先前的监管限制。分析人士指出，这种方法旨在迅速释放私营部门的活力，但也引发了人们对安全关键测试和民权保护是否会像拜登政府那样严格执行的质疑。 实践中的变化——三个比较要点 1. 从赋能到治理，再回到赋能加采购。特朗普政府执政初期，推动了研发和应用；拜登政府采取了治理优先的姿态，强调安全测试、标签和民权保护；特朗普政府执政后期，试图再次推动快速应用，但方式是积极采购和放松管制，而不仅仅是研发拨款。 2. 对联邦政府在风险缓解中的作用持不同观点。拜登正式确立了政府在部署前评估和上市后监控（标签、标准）方面的责任。特朗普的2025计划承认人工智能存在风险，但更倾向于采用市场友好型工具（采购激励、自愿标准、更快的监管审批），而非强制性的政府主导的测试机制。NIST和类似机构在两个时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们的重点和资源配置随着每一届政府的调整而变化。 3. 连续性——领导力、劳动力和国际态势。三届政府都将政策锚定在国家竞争力、劳动力发展和国际参与上。他们的分歧在于创新、安全和联邦干预之间的平衡。即使特朗普的2025计划更倾向于速度，它也仍然将人工智能政策定义为一项国家项目，通过基础设施和劳动力项目来推进。 风险与权衡 快速部署和严格治理之间的摇摆反映了真正的权衡。加快采购速度和放松监管可以加速行业和政府运营的效益——但如果缺乏强有力的技术激励验证 (TEVV) 和权利保护，就更容易受到诸如决策偏差、关键领域安全漏洞以及滥用等危害。相反，更具规范性的安全制度可能会减缓创新并增加合规成本，尤其对初创企业而言。联邦政府当前的政策选择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塑造了行业规范、国际标准以及全球竞争的规则。 展望：趋同还是持续分化？ 政策周期经常波动，但谨慎趋同是有理由的。技术标准工作（模型文档、出处和标签）可以同时服务于安全和应用目标——提供可预测的途径，既保护公众，又减少开发者的不确定性。国际合作、劳动力项目和公私合作测试平台是经久耐用的工具，很可能经受住党派之争的考验。与此同时，监管偏好的差异——强制性安全测试与自愿性方法、严格标识与低透明度要求——将继续区分不同政府，并决定人工智能融入公共生活的速度和安全性。 结论 从美国人工智能计划的研发和领导力重点（2019年），到拜登政府强大的安全和治理架构（2023年），再到特朗普政府强调速度、采购和放松管制的2025年行动计划，美国人工智能政策已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和政治优先事项。每个阶段都体现了相互竞争但又合情合理的国家目标：技术领先、经济机遇、国家安全以及保护公民权利和公共安全。未来的艰巨任务是设计能够协调这些目标的政策工具——使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不仅体现在速度或规模上，还体现在构建强大且值得信赖的系统上。 关察源

拜登政府驻中国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R. Nicholas Burns在一次访谈节目中说，他在任时会见了很多中国省级官员，他们几乎一致认为美国正在衰落。那么情况真的如这些官员们认为的那样吗？ 在政治学领域，人们谈论大国衰落通常会引用绝对衰落和相对衰落的概念。绝对衰落，指一个大国不可逆转地丧失其能力和地位，内外交困，陷入无可救药之境，如四世纪的古罗马；相对衰落，指一个国家的权力和力量不是由于内部衰落而减弱，而是由于其他国家日益强大并超越它时，该国与他国距离的缩小。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地位受到德国和美国崛起的挑战，导致其实力相对下降。 如今美国是正在衰落，还是处于衰落的边缘，是绝对衰落，还是相对衰落，这是美国国内批评家和国际观察家们关注的焦点和反复争论的问题。人们熟知的政治理论家保罗·肯尼迪、约瑟夫·奈、塞缪尔·亨廷顿和法里德·扎卡里亚等学者都参与了这场辩论，探讨了美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中的优势、弱点和前景。 区分相对衰落和绝对衰落至关重要。绝对衰落意味着美国正在崩溃——财富、军事实力和体制丧失殆尽，无可救药。相对衰落则意味着，尽管美国依然强大，但其他国家正在迎头赶上，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 应该看到，美国目前面临着内部功能失调和外部竞争的双重压力，太平洋彼岸中国的崛起削弱了美国的主导地位，令其相对衰落，但绝对衰落却未必然。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衰落既非不可避免，也非不可逆转。美国实力的未来取决于其适应能力、重塑国内基础以及驾驭多极国际体系的能力。即使就现在相对衰落状况下的综合指标而论， 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强国。 纵观美国历史，它曾多次面临被观察家们称为衰落的时刻。 19世纪50年代，围绕奴隶制的激烈争论威胁着国家统一，并最终导致了南北战争。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摧毁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信心。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滞胀和水门事件让许多人认为美国已衰落。然而，每一次，美国都成功地重塑自我，将危机转化为改革和复兴的催化剂。这一历史循环表明，当前的焦虑或许并非史无前例。 当今时代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内部失调和外部压力同时汇聚。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霸主、军事超级大国、经济引擎和文化潮流引领者。然而，在21世纪，人们对美国实力和凝聚力的质疑日益加深。政治极化、不平等、经济竞争以及不断变化的全球格局，都加剧了美国“单极时代”即将终结的可能性，它正经历着一段深刻的考验。 政治失调与两极分化 政治体系瘫痪是人们所感知到的衰落的最明显迹象之一。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两极分化已达到极端程度，妥协越来越少。党派媒体生态系统的兴起加深了意识形态分歧，同时，人们对各种机构（从国会和总统职位到法院和媒体）的信任度下降，侵蚀了民主的合法性。 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政府无力应对医疗保健、气候变化、移民和基础设施等紧迫挑战。与过去两党联盟有时能够共同解决重大问题相比，如今华盛顿的僵局加剧了人们对美国体制崩溃的看法。如果政治失调阻碍了有效治理，就会损害国内福祉和全球信誉。 经济压力： 经济方面脆弱性显而易见。收入不平等加剧，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曾经是美国繁荣基石的中产阶级，如今面临着工资停滞、住房成本高企和向上流动性受限的困境。国家债务已达历史高位，引发了人们对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与此同时，崛起的大国——尤其是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构成了挑战。中国的快速增长、技术进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预示着多极经济秩序的形成。相对而言，美国的主导地位已不如1950年，当时其产出占全球近百分之五十。 全球力量与地缘政治竞争 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陷入竞争，但在1991年之后，美国享有无与伦比的全球霸主地位。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强势以及印度、土耳其和巴西等地区大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预示着世界秩序将更加充满争议。美国的外交政策也遭受了声誉损害。2003年入侵伊拉克、旷日持久且未有结果的阿富汗战争，以及对国际协议的不一致承诺，使得盟友对美国的领导地位产生质疑。尽管美国的军事实力仍然无与伦比，但其将硬实力转化为持久影响力的能力已经减弱。 社会凝聚力与文化挑战 美国社会内部面临诸多裂痕，引发了人们对国家凝聚力的质疑。种族紧张关系、移民争议、身份认同的文化冲突以及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加剧了社会的碎片化。社交媒体加剧了两极分化，传播了错误信息，并以讹传讹，增加了回音效应。 然而，美国不会轻易衰落。尽管面临上述挑战，“美国衰落”论的倡导者们忽视了美国的关键优势。 经济。美国仍保持着巨大的优势。它的经济依然充满活力，拥有高水平的创业精神、创新精神和适应能力。截至2025年，美国经济仍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其名义GDP人均水平位居世界第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位居世界第九。2025年第二季度，实际GDP年化增长率强劲，达到3.8%，摆脱了此前的疲软态势，并超过大多数其他国家。在创新和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并拥有许多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公司，苹果、微软、英伟达、特斯拉、脸书和谷歌。美元继续发挥着世界储备货币的作用，赋予美国独特的金融杠杆。尽管美国人口结构正在老龄化，但由于移民的影响，其人口结构比许多其他发达国家更为健康。 政治。尽管美国民主存在诸多缺陷，但仍具备自我修正的能力。从民权运动到女权运动，再到气候行动主义，各种社会运动展现了美国从内部进行革新的能力。危机往往引发改革：正如大萧条催生了罗斯福新政，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引发了体制改革一样，当今的两极分化最终可能迫使各方做出新的妥协。 军事实力。目前仍无可匹敌。任何严肃的分析师都不会质疑这一点：美国在2025年全球军事排名中位居榜首，实力指数远远领先于俄罗斯和中国。它拥有全球最高的国防预算（2025财年将达到9160亿美元），无与伦比的海空军力量，以及遍布80多个国家的军事基地。尽管存在招募短缺和无休止的承诺导致过度扩张等挑战，但其技术优势（无人机、网络）仍保持领先地位。 国际环境。美国与北约等军事联盟以及在亚洲的伙伴关系，构成了其竞争对手无法比拟的安全网络。 软实力。美国文化仍然在全球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好莱坞、流行音乐、体育和数字平台主导着国际市场。美国大学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而受美国媒体影响的英语仍然是全球通用语。如果以文化实力来衡量衰落，美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由此看来，当下的情况是从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的转变。美国仍然是一个强国——可以说是最强大的——只是现在必须与其他国家分享舞台。 结论 美国并非处于绝对衰落，而是正经历一段相对衰落和内部压力的时期。其政治体系功能失调，社会分裂，其主导地位受到新兴大国的挑战。如果政治两极分化继续得不到遏制，治理可能会陷入瘫痪，削弱国家应对挑战的能力。如果不平等加剧，社会凝聚力可能会进一步受损，滋生不满和极端主义。如果孤立主义倾向盛行，美国的海外影响力可能会减弱。 同时，它依然保持着巨大的优势——经济活力、军事实力、文化影响力以及坚韧不拔的历史。 复兴的机会依然存在。对基础设施、教育和清洁能源的投资可以重振经济。加强民主制度和恢复信任的改革可以减少两极分化。在气候变化、全球健康和技术领域的国际领导地位可以重申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地位。 因此，衰落并非宿命。美国正处于十字路口，它的未来取决于今天的选择。它可以通过改革、创新和团结实现自我革新，也可以继续沿着分裂和停滞的道路下滑。究竟如何选择，走向何方，是21世纪美国的决定性问题， 让我们拭目以待。 孙翮霭

格雷汉姆zhuDavid A. Graham的《项目：2025 项目如何重塑美国》（The Project: How Project 2025 Is Reshaping America），是一本犀利、紧凑（尽管篇幅不长）的大师级指南，旨在帮助读者理解美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份保守派政策蓝图。其优势在于清晰、及时，以及能够将看似技术性或不靠谱的政策提案转化为关于权力、民主和意识形态的通俗易懂的叙述。但它也面临一些局限性——有些是刻意为之，有些则让读者意犹未尽。 优点 清晰度和易读性 格雷汉姆做到了许多分析师未能做到的事情：他用非专业人士也能理解的语言，清晰地阐述了 2025 计划的结构要素。该文件本身篇幅冗长、内容密集，涉及政策和治理的诸多领域。格雷厄姆选择聚焦于总体目标——行政整合、公务员制度改革、权利重新定义以及文化规范——有助于读者了解各个提案背后的联系。 紧迫感与实施证据 本书的一大贡献在于展现了“2025计划”并非仅仅是一个思想实验，而正在付诸实践。格雷厄姆记录了与项目目标相符的早期行政行动、人员变动以及2025年初的政策修订。这使得本书不仅仅有些危言耸听：它本质上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报告。 主题均衡 本书按照主题（性别、家庭规范、行政国家、移民等）组织编写，使读者既能看到政策的广度，又能看到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主题式的写作方法也有助于阐释在这一保守项目的框架下，文化、监管和政府变革是如何相互促进的。 不足之处 1深度与广度 由于格雷厄姆正在总结一份庞大的文件，并力求写成一部相对较短的著作，因此某些政策领域显得过于紧凑。对于对任何单一领域（例如环境、劳动法或教育）深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可能更像是一篇概述，而非完整的论述。这种紧凑的处理方式意味着权衡利弊、细微差别或内部分歧得不到足够的关注。 2感知到的偏见和有限的反驳 一些读者批评本书过于偏向批判性（考虑到作者的立场，这可以理解），而没有给“2025项目”支持者的辩护或反驳留下足够的篇幅。规范性辩论较少：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利害攸关的方面、正在采取的措施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而较少关注某些提案背后是否有合理的论据，或者是否有相应的审核。 3缺乏详尽的参考文献 一些评论提到缺乏详细的文内引用；这有时会使在长达900页的项目文件中追溯每一项主张的来源变得更加困难。对于想要深入了解的读者来说，脚注或详细的参考文献可以增强信心。 总体评价 对于任何想要了解当今重塑美国政策和治理的运动的人来说，《2025计划》都是必读之作。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帮助读者将各个环节串联起来：了解意识形态、行政变革、人事变动、文化规范和监管倒退如何融入更广泛的格局。对于活动家、公民、政策专家以及任何担心民主被侵蚀的人来说，格雷厄姆的这本书既是警示，也是指南。 如果您想深入了解某个特定的政策领域，可能需要参考更专业的著作。但作为了解“2025计划”架构和影响的门户，这本书恰到好处。强烈推荐。 关察源